戴维·埃赫里演奏塔替尼，巴赫，贝多芬，拉威尔，萨拉萨蒂和法雅
盖世太保占领巴黎后，小提琴家戴维·埃赫里逃过禁令，为保护法国当代音乐而周旋。在80岁生日前夕，他向杰西卡·杜琴讲述了他非凡的故事。 埃赫里于1928年11月5日出生在巴黎。他的罗马尼亚犹太裔父母是来自现在摩尔多瓦的移民。他的父亲是一名民间音乐家，演奏锤琴和排箫。在他十岁之前，埃赫里就是他父亲的咖啡馆乐队的闪亮之星，每晚在啤酒馆里演出。“我的父母会说罗马尼亚语和俄语，”埃赫里说，“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两种语言，因为我的父母总是希望我不要成为外国人，不要遇到他们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所以我只说法语。”他的父亲没有接受过正式的音乐训练，一开始，戴维也没有。 “我父亲只知道埋头演奏，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和他一起表演了好几年，我喜欢这个过程—，充满了乐趣。我父亲仅仅是靠他的耳朵教我。” 他补充道，这是一个优势：“这是一个美妙的开始，不用从视唱练耳）开始，一个孩子怎么可能被那样可怕的负担所鼓励进步呢？众所周知，一个孩子在三岁左右会说出母语——因此他也可以像说话一样说出音乐。这很容易。”有一天，一位热爱音乐的慈善家误了火车，闲逛到了咖啡馆，埃赫里一家的乐队正在全神贯注地演奏。“这位绅士看到外面的海报上写着我是‘小戴维’，于是就进来听了一下，”埃赫里说，“后来他跟我父亲说，‘知道吗，你儿子很有天赋，你应该好好培养他。我可以让他参加一场音乐会，因为我是一个音乐社团的负责人——他能演奏门德尔松的协奏曲吗？’我父亲当然以为这个提议是开玩笑，所以他随口说，‘哦，没问题，’我们的朋友说，‘给我你的地址，我会写信给你的。’令我父亲惊讶的是，他很快收到了一封信，里面写着音乐会的日期。”“小戴维”学会了门德尔松的协奏曲，演出后，然后径直回到了咖啡馆乐队。 但是理想已经萌芽，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带他去拜访了巴黎音乐学院的领军小提琴教授，朱尔·布切里特（Jules Boucherit），他的学生包括吉内特·内弗、亨利·泰米安卡和米歇尔·奥克莱尔。“他说他很乐意接纳我，但我必须停止咖啡馆音乐，专心学习小提琴，”埃赫里说。“我父亲说，‘好吧，改天再说’，然后我们回家了。” 等到战争爆发，咖啡馆关闭，一家人失业了，于是父子俩又去找了布切里特。“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德国入侵后，埃赫里一家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戴维的父亲被逮捕，送往了臭名昭著的德兰西拘留和驱逐中心。埃赫里说：“他被某种奇迹救了。”生活在绝望的条件下，囚犯们遭受着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他们开始死去。德国人想维持秩序井然的假象，不想让这些事情传开，所以他们开始把那些可能会死去的人送回家，这样他们就不用负责了。他们派了一个专员去评估生病的囚犯，我父亲旁边的人告诉他应该去找这个家伙。我父亲试图拒绝，因为他太重了——38公斤——但他的朋友坚持要他去。”专员拉下了埃赫里父亲的下眼睑，问他早上眼睛是否充血。“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么；但他知道‘是’或‘不是’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区别。他做出了选择，说‘是’。”不久之后，埃赫里的父亲便回家了。 由于东躲西藏，无法工作，埃赫里夫妇发现无法养活他们年幼的儿子，因此寻求了更好的方式来养活他。通过布切里特，他们认识了一个名叫费雷蒂（Ferretti）的意大利人，他是巴黎的老市民。他收留了戴维。“他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埃赫里说，“他有一个很棒的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继续我的学业。每个星期天，他的朋友们都会来，我会给他们演奏。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其中一个是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另一个是他的一位部长，还有一个是罗马教廷大使，就是后来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过了一阵之后，埃赫里去探望他的父亲，父亲要求他立即离开巴黎。布切里特带着埃利赫离开了城市，来到了他在乡下的房子，男孩在那里和看门人住在一起。 “就在下一个星期天，盖世太保来到了费雷蒂家，寻找‘那个拉小提琴的犹太小孩’。”他们对我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费雷蒂巧妙地虚晃一枪。“他告诉他们：‘你们错了！’，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意大利的一家比萨店的名字，预约时间，以及“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签名。正如费雷蒂预料的一样，这张卡片吓住了官员们，让他们以为费雷蒂有高层人士朋友，并且是一派的。事实上，情况略有不同：“费雷蒂和墨索里尼曾经是同学，但政治上却完全对立，他们经常在咖啡馆里见面论争，”埃赫里解释道。“所以当墨索里尼上台后，费雷蒂知道是时候尽快离开意大利了。” 战后，埃赫里立即恢复了正式的学业，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布切里特的班级，很快就获得了备受瞩目的最高奖项。这使他能够举办自己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但意外的命运再次来临。“评论家安托万·戈莱亚是罗马尼亚人，曾是埃乃斯库的小提琴学生，他误入了演出场地。他本应该去普莱耶尔音乐厅，而我在加歇尔音乐厅，他走错了大厅。”但是看到一位年轻的小提琴家首次登台，他决定留下来。”戈莱亚给予了这位年轻小提琴家极高的赞扬；这位评论家还向他的一个指挥朋友亨利·托马西推荐了埃赫里，这给了他与乐团一起演奏勃拉姆斯协奏曲的机会。这些事大大推动了他的职业生涯，在1955年他赢得了隆-蒂博国际音乐比赛，成为最后一位获此殊荣的法国小提琴家。耐人寻味的是，埃利赫曾经几次遇见过雅克·蒂博本人。“他是布切里特的兄弟，每次他来时，布切里特都会说，‘听听这个小家伙。’每次，蒂博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很好，很好，现在继续，我的小朋友’，这就是他的教诲！我很幸运能够听到他的最后几场音乐会的表演——他演奏了勃拉姆斯协奏曲，相当令人惊讶，我当时被他演奏中的精神品质深深打动了。” 对于乔治·恩斯库（George Enescu）的印象则更加深刻，埃赫里与这位罗马尼亚作曲家一起演出了包括的第二奏鸣曲在内的独奏音乐会。“他钢琴弹得像神一样，”埃赫里回忆道。“他具有类似于查尔斯·明希和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品质，这两位音乐家只要站在管弦乐队前，乐手们立刻就会想要演奏。我并不总能理解他说的话，但他的存在和他的音乐创作能力就能带领你的所做充满音乐性。这是一种巨大的启发。” 埃赫里是如何对当代音乐产生兴趣的呢？“啊，”埃赫里皱了皱眉。“那是因为我一种法语所谓的‘坏脾气’！我跟布切里特对着干，总让他棘手。”他补充说，布切里特享有独裁者的声誉。“那个特定年代的人就是那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形象是一个独裁者。你得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不得质疑。布切里特是一个独裁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救了我的命。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和巴托克。我带着巴托克的第二协奏曲去参加布切里特的课程。他说：‘在我的课堂上，我们不演奏野蛮的音乐：滚出去！’他真的因为我想演奏巴托克把我从课堂里赶了出去。”“而且，我很懒，”埃赫里笑得很开心。“我学东西很快，可能太快了，而且我总是在寻找新的事物。我很快意识到，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和巴托克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作曲家开始接近我，要求我演奏他们的作品。 ”我坚持要求与任何作曲家接触时，都会请他们为我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为什么不呢？”亨利·托马西是最早为埃赫里写曲的作曲家之一。“布鲁诺·马德尔纳并没有为我写他的协奏曲，但我进行了首演；这是一件奇妙的作品，令人惊叹。我还首演了米约的第二协奏曲。然后马蒂努来纽约听我的演奏，为我写了他的协奏曲，问我是否可以在法国演奏，我就演奏了，那是我与法国国家广播交响乐团的第一场音乐会。”这只是冰山一角：接下来是查尔斯·夏因斯和皮埃尔·马克斯·杜布瓦的协奏曲、莫里斯·贾尔的《Mobile》以及吉亚辛托·斯切尔西和伊夫·普兰的音乐。1989年，他在仅仅提前三天告知的情况下，代替一位临时有事的独奏家在日本首演了杜迪耶的小提琴协奏曲《梦之树》。 安德烈·若利维特在埃赫里的生涯中特别重要，他经常演奏这位作曲家1972年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和狂想组曲。“若利维特是身材魁梧，相当严肃和内敛，但他给你的印象是一个性格极其坚定的人，”埃赫里回忆道。“我对他的音乐风格印象深刻，我有强烈地感受，以及他表达这种风格的精准创作。”这种语言完全不传统，它非常个人化，但又有着永恒的表达需求，而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在作曲家去世后，这种联系甚至更加深入：埃赫里与若利维特的女儿克里斯汀结了婚。 在法国极端保守、不喜欢前卫的时代，戴维是一位先锋。“一直在不断发展，”埃利赫自己说，“对我来说，没有一种事物只有一种方法。我反对那些被认为是万能的系统。比如，你不能像演奏莫扎特那样演奏巴赫，因为巴赫时代的东西在莫扎特时代是不存在的，反之亦然。同样，你不能像演奏贝多芬那样演奏勃拉姆斯。音乐的复杂性越大，你的技术就必须不断发展。然后，无论你演奏什么，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将你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诠释出来。”音乐在表演中确实需要“诠释”。 庆祝埃赫里的生日最好的方式无疑是让一位行家重新发行一些小提琴家早期的录音，以及我们可以重新探索他所推广的作品，并重新评估它们的持久价值。很多这样的音乐多年或几十年来都被沉寂了，因为新的潮流取代了它们；正如埃赫里所暗示的，我们可能错过了一些东西。 戴维·埃赫里于2012年2月7日在巴黎因一起交通事故去世。他当时正在前往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的路上，被一辆卡车撞倒，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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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l_dan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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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4-4-26 10:45
显身卡
楼主
不过后面应该就会有交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