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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jimguo 于 2024-3-26 23:07 编辑
意思是说,如果从现实看,作曲家和时代方面确有阶层站位。但广泛考察之下,可以看到不存在谁限制谁、谁打破限制的问题。只有作曲站位不断随时代变迁的现象。比如,
最早的罗马教会高高在上,连国王加冕都要大主教来主持。教会在教区都是普遍收税的,必然也担负一些社会责任。宗教对内有收集财富自己发展自己的一面,但对外可以称为一种服务。本身在教义和传教上就向下无限延伸、直达社会最底层。这一点是最具超越任何经济阶层的辐射能力的。宣讲和音乐不涉及太多经济成本,比以后的王侯和产业阶层善举的发散性更大。具体执行上肯定存在各种不一致和有弊端的问题。
但对音乐来说。比如宗教题材的音乐,因为音乐的抽象特色,并没有任何可以涉及到具体问题出现弊端显现的机会。所以宗教题材的音乐的出发点和表现形式,就是自己定义的要点,崇高神圣,敬仰奉献,超凡脱俗等等心理情绪要素。
贝多芬所在的北方日耳曼地区,相对英法而言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比较保守,但当时的时代整个欧洲全都已经是市民音乐会票仓时代,但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也有差异。所以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贝多芬向往更加有时代变化推动力的拿破仑。而同时和莫扎特类似,贝多芬的日常生活也是和奥地利的一些王侯和家人联系紧密,比如做她们的老师。时代也有交错,发展程度不同。
所以贝多芬席勒等人心中的阶级性,是妥妥的产业阶级时代的核心价值。可以存在广义外延善行思想,但主观核心站位唯一。和任何时代都没区别。启蒙运动在17-18世纪接着文艺复兴,在贝多芬出生前就开始了。但贝多芬的音乐并没直接向社会下层延伸,比如去写悲惨世界那种题材。贝多芬就写过很多宗教题材作品,基本的文化来源还是宗教传统,具有承上启下一脉相承,有继承有发展,是文化具有有机性的特色。
现实里经济角度的社会阶层,和以前某个特定时代不是基于经济分层的定义不大一致。这就和中国古代的平民只是城市市民为底线,并不包括底层劳工阶层一样。而中国上古的百姓反而是拥有姓氏的贵族分支。
但这不妨碍历史的发展,因为历史的发展原貌就是经济分层。比如欣赏交响乐的群体,普遍都是受教育群体,不管年龄大小。但是一般高中截止不再接受大学教育的农村和城市人群,喜欢听交响乐的人就相对很少。但这不妨碍喜欢的人可以去听。二者相辅相成,有一定统计规律,但同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
而有社会分层并不妨碍音乐从善行角度有打破作曲家当时所在和创作服务对象的限制,而产生向下延伸是效应。尽管向下延伸善行本身有效果逐渐淡化的走向,多少也会有延伸。这样,只会去代表自己所在阶层的那种并不现实的假定,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音乐和作曲家必然是站在当时的阶层立场上为核心占位,必然要站在一个站位上生存发展。但这并不妨碍艺术的美的一面,向上下都可延伸的实际效果。所以作曲家的生存站位和文化立场有定位点,但不会因此造成音乐在阶层定位上的那种假设猜测的狭隘。实际效果上也看不到任何时代的作曲家和作品,有限制阶层的想法和效果。哪怕宗教音乐直接是为自己服务的,产业阶级革命时代的音乐就是要推翻阻碍时代发展的传统贵族地盘政治传统。但不妨碍以后时代的人,欣赏那种大时代之下的各种生活样式下的旋律节奏带来的情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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